發刊也一段時間了，該是時候把東西放上來，供有興趣研究者做參考。轉載、引用請標明出處。本文曾載於《建中青年126》。
前言
清領時期、日據時代和國民政府時期的遺跡匯聚在寶藏巖社區的入口，它們以歷盡風霜的見證替寶藏巖內的故事做了一段簡短的鋪陳，通過入口，走進蜿蜒其中的小路，故事才正要展開……
寶藏巖歷史
寶藏巖的發展史最早可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間，一群來自大陸的漳泉移民開始在觀音山的山坡上進行開墾，隨後建起寶藏巖寺，成為台北南區重要的信仰中心，再來又經歷了日軍、國民政府軍隊的駐紮，遺留下不少見証時代的軍事遺跡，待局勢穩定後，國民政府軍營撤離，寶藏巖成為五○年代湧入台北市眾多族群的棲身之地，達到社區居民數的最高峰。寶藏巖一連串的發展史其實正好反映了台灣各族群的遷入過程，且在無形中呈現了一個寶貴的「族群融合」的意象。
從高處俯瞰，翠綠的新店溪正緩緩流過一旁，彷彿一條源遠流長的大河，拖曳著時代與時代的更迭，滿載寶藏巖的風霜血淚，流過觀音山的靜謐，流過公館的繁華，流向無垠無涯的遠方，不斷向世人訴說著寶藏巖數百年來的煙塵過往……
清領時代－起源
「巖」是清朝時期閩南移民對寺廟的稱呼，寶藏巖即是一座以「巖」為名的寺廟。寶藏巖寺最早的建廟時間，一般認為是在清朝康熙年間。十九世紀後，今公館古亭一帶成為泉漳移民的信仰中心，加上寶藏巖旁有新店溪流經，當時內河航運興盛，不少經濟作物匯集於此，寶藏巖寺於是發展成一座香火鼎盛的寺廟。
自大陸來台的墾戶也因此以寶藏巖寺為中心，在一旁的山坡地上進行開墾，形成寶藏巖地區最早的一批居民。
日治時期──軍隊入駐的開始
台灣進入日治時代後，日本軍方經探勘發現寶藏巖一帶的水質優良，因而將觀音山北麓、寶藏巖及今自來水園區一帶劃為自來水保護區，並在樹木叢生的自然掩蔽下派遣大批軍隊入駐看守保護區。
日軍開始在寶藏巖一帶山坡地建造大量的碉堡及軍火庫，直至今日仍能在寶藏巖社和自來水園區中找到這些遺跡。例如今寶藏巖寺旁的幾戶以紅磚建成的房舍即是當時日軍用以堆放火藥及相關物資的倉庫，日軍撤退後該房舍由當地居民接收成為一般民房。
由於軍隊嚴格管制，且日治時代後中國遷台的移民潮減緩。此一時期寶藏巖內的社區型態仍維持清朝發展的模式，並未過度擴張。僅少數幾戶散落在觀音山坡上。當時古亭一帶居民的重要產業以產砂聞名，寶藏巖附近居民的工作也以搬運新店溪中的砂石及相關渡船工作為主。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居民從事附近自來水廠及農林試驗所的書記、工友、辦事人員等角色。
國民政府遷台初期──違建叢生
民國三十八年，中華民國政府定台北為暫時首都。大批難民湧入台北市，民國四十年代的人數由三十萬人暴增為六十萬人，頓時癱瘓台北市既有的基礎設施與都市規劃秩序，在住宅數量不堪負荷的情況下，當時全台北市有三分之一人口居住於違建中，初到台灣的弱勢族群到處興建違建成為相當普遍的情況。
為了因應暫時首都的條件，國民政府從日軍接收寶藏巖一帶後，仍選擇讓大批軍隊入駐，一方面守護重要的自來水資源，一方面依恃著觀音山區的天險條件，鞏固台北南區的重要軍事實力。寶藏巖地區再度成為軍方嚴加管制的地區，軍方規定除了原本設籍於此的六戶居民外，其他土地一律禁建民宅，且閒雜人等不得隨意進出寶藏巖。這使得當時爆炸的人口數無法直接湧入社區，也間接使得寶藏巖寺香火鼎盛的盛況不再。
但由於國民政府無法提供駐守當地的軍人適當住所，於是這群軍人便開始偷偷摸摸的從河邊運來石頭、磚瓦等廢棄物或購買廉價建材搭建房屋。軍方得知這樣的情形後也只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採取放任甚至配合的態度。於是寶藏巖社區內最早的違建聚落便在軍人們日復一日的搭建下成型。
五○至七○年代──人口爆炸，多元並置
民國五○年代政府實行「開放改革」政策，大批鄉村居民北上台北求生，台北市人口頓時由九十七萬成長到一百九十七萬。此一時期由於公館福和橋竣工，附近生活機能漸趨完備，且民國六十二年時國防部將寶藏巖的守軍撤離，在交通便捷且管制消失的影響下，台北市內爆炸人口開始湧入寶藏巖社區，短短幾年內成長到內涵兩百戶的龐大違章聚落。
聚落內的居民除了原先駐守當地的老榮民之外，還包括了自鄉村北上求生的青年、以低廉價格租用宿舍的莘莘學子，以及老榮民迎取的來自印尼、越南、菲律賓等國的外國新娘，組成一個多元族群並存共生的社區。這群居民在台北日趨都市化且資本主義型態漸趨明顯的同時，仍能突破族群間的藩籬在這樣一個山城中共處，是一個相當可貴的情況。
八○年代至今──接連不斷的違建爭議
八○年開始，人口臻至飽和的寶藏巖社區開始面對政府強制拆遷違建社區的問題。期間牽扯進相關議題的除了居民與市政府外，還有許多持不同立場與價值觀的民間團體，交織成一個複雜的圖像。
最後市政府文化局委託相關團體進行評估規劃後，寶藏巖終於經認定成為台灣第一個被列為「歷史聚落」的違建社區。不久後實踐進一步的「寶藏巖共生聚落設置藝術村」計畫，於九十六年年初將內部全面封鎖，委託相關單位進行為期兩年的修繕計畫，預計將寶藏巖規劃一個結合藝術、文化、自然生態的綜合觀光園區。
寶藏巖景點走訪
汀州路上，五花八門的店家和攤販形成繁華的公館商圈，一旁福和橋上的車潮正呼嘯而過，台北市繁華又緊湊的生活意象於此展露無遺。
隨著開入停車場的車陣轉入汀州路二三○巷，跨過斜坡，所有繁華與緊湊立刻被拋在腦後。順著巷子走到底，廢棄的福和橋憲兵站上裝飾著色彩艷麗的藝術品，那伸展的姿態彷彿正熱情地歡迎意外到訪的旅人。
歡迎光臨台北市內第一個被列為歷史聚落的違建社區，寶藏巖。
一切的源頭
進入寶藏巖後，首先看到的是建於清朝康熙年間，計有三百年歷史的寶藏巖廟。它曾是台北南區的信仰中心，也是寶藏巖社區早期的發展核心，符合移墾時期「先有廟，再有人」的發展特色。廟的結構相當特殊，富麗堂皇的大廟內還覆著原本的小廟，宛如時代與時代的交疊，頗富滄桑之感。
廟的下方是一塊空曠的水泥地，民國六十二年國防部警衛營撤離後，這裡被闢建成籃球場，供社區居民及附近青少年使用。不少臨近社區的少年從小就在這塊球場上玩樂跑跳，凝聚了年輕一代對寶藏巖的集體記憶。
寶藏巖廟旁的幾棟以紅磚搭成的房舍則是日據時代守軍堆放槍砲及相關物資的倉庫，是寶藏巖眾多雜亂建築中難得一見的制式建築風格，也是寶藏巖內最早的正式房舍。
社區內部
進入社區內部便能立刻體會到寶藏巖的建築特色。由於早期遷入寶藏巖的族群多屬經濟弱勢，用以搭建房屋的建材廉價且搭建的方式也相當隨性，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建築物雜亂錯置的特殊景觀。穿梭在殘破的石階間，隨意一轉可能就誤入了人家的陽台，或無意間就從一個小巷中回到原本的小巷，除了有類似迷宮的趣味性之外，也能感受到居民間生活的緊密度。
再往裡走便不難注意到一座大型的建築物，外表樸素莊嚴，正面有地藏王菩薩鎮守，名叫「寶藏塔」。這是寶藏巖內的靈骨塔，興建於光復初期，隸屬於寶藏巖寺。裡頭除了擺放社區居民的骨灰外，也安奉了日治時期龍山寺的重要住持──福智大師。這樣一棟建築物的存在免不了要引來一些靈異傳聞，九十五年政府在處理居民安置的問題時，就曾有因長期受靈異力量干擾而選擇領取補償金搬離的案例。或許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居民在寶藏塔旁的小巷弄間以鐵皮架起一個名叫「他鄉樓」的小神壇，裡頭供奉一些檢來的神像，以求心安，也是一個頗特殊的景象。
接著我們順著樓梯走下，穿過幾個殘破瓦舍後，便來到一塊寬闊的平台。放眼望去是一旁清澈的新店溪流和福和橋上川流不息的車潮，還能看見下方公園裡不時有人嬉戲的景象，良好的視野充分展現出寶藏巖介於都市與自然間的特有的山光水色。
公共空間
從丘陵地上回到平地，寶藏巖社區下方以鄰長住處為中心發展成一個小型的社交場所。這裡的一塊空地原為社區內唯一一家雜貨店的所在，由學生及義工團體組織的寶藏巖工作團隊在這塊空地上搭建了一個小雨棚，並搬來幾張桌椅合併，供社區居民定期在此聚會，一旁的白牆則成為「家庭電影院」的白幕，定期播放電影。另外，郵政單位為了方便處理寶藏巖的信件，而在此處掛滿三、四十個信箱；還有電路管線因住宅雜亂錯置而在電線桿上嚴重糾結成一種頹廢的意象，這些情形也都相當特殊。
往下走去，這一整遍被闢為公園的地方原本也都蓋滿房舍，但在九十一年時工務局以淹水為由將所有房舍強制拆除，如今僅留下幾處基座供居民憑弔。這塊空間同時也被規劃為有機農園，用意是希望居民在共同種植作物的過程中有更多的互動。
結語
走過寶藏巖內部與外部的公共區域後，離開時我們會很自然的注意到一棟嶄新的鐵皮建築，那是未來兩年將容納部分居民的中繼住宅。中繼住宅內部共十七戶，毎一個隔間都附有衛浴設備。公共空間方面，中繼住宅仍有一個大中庭供居民聚會、欣賞電影。同時也設有公共廚房與置物櫃，以增進公共生活的方式維繫寶藏巖內部的鄰里關係。
寶藏巖景觀的可貴之處在於，這些特殊景觀大多由居民自行構成，其中處處可見歷史與文化意義的象徵，因而附有很大的價值。這也是寶藏巖之所以會被視為重要文化資產的原因。
寶藏巖爭議
前言
寶藏巖百年來從荒涼墾地演變成繁榮的信仰中心，接著被不同的政權據為軍事要地，並在軍隊撤離後容納下兩百多戶的居民，成為台北邊陲一個非常特殊的住宅區。
在生活空間飽和，且居民組成和生活型態大致底定後，接下來寶藏巖要面對的就是盤根錯節的法律及政策問題。
就法律上而言，寶藏巖一直是塊公有地。國民政府來台初期，軍方雖然知道有違建的情形，但礙於實際情況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直到民國六十九年，寶藏嚴才正式面臨全區強制拆遷的問題。此後一直到民國九十五年市政府確定整修規劃，期間二十七年寶藏巖違建社區的留存問題引發了許多爭議，投入其中的團體如工務局、文化局、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台大城鄉所、寶藏巖文化村協會、寶藏巖公社……等等不計其數，多方意見與衝突緣此而生，並在九十六年年初達到高峰，引發寶藏巖社區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衝突。
下文將探究寶藏巖爭議的起因，並隨著年代的演進，從複雜的交互關係中理出一個完整的脈絡。
六十九年至八十二年──寶藏巖爭議的起因
民國六十年代，原本駐守寶藏嚴的國防部警衛營區撤離，且附近的福和橋竣工。在官方管制壓力減小而交通便利性大幅提高的交互影響下，寶藏巖的違建數在此時期達到最高峰，約有四百多位居民。整個社區被櫛比鱗次的違建住宅所佔。
民國六十九年，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將寶藏巖劃為「中正297號公園預定地」，要求居民自行搬遷。社區內的榮民們開始動用在國民黨部、市議會的資源，請求昔日老長官及部屬與政府展開協商。違建拆遷案就在反覆的協商過程中不斷延宕，甚至在民國八十年時，戶政機構還一度替社區違建作門牌號碼的整編，這個矛盾點使得政策走向更加模糊。
民國八十二年，末代官派台北市長黃大洲將原訂八十八年進行的拆遷工程提前到八十二年執行。然而在繁複的協商後，市政府又再度妥協，決定採取「先安置，後拆遷」的政策。先發放補償金，並開放一定數量的國宅供居民遷入。這樣的措施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因為其中有人領了國宅、補償金，卻仍住在老家；有人遷入國宅，卻又將原本房屋租售他人，引入一批新的住戶；又有些住戶拋下房屋離去，多出來的空房子成為外來弱勢族群的棲身之地。隨後政策又搖擺不定，拆遷一事不了了之，政府要求居民「等候安置」，而這一「等候」又是好幾年的光景，以致原本遷出的居民再度回籠，居民組成大致維持原樣。但當時多數原住戶都領了補償金，就法律上而言等同放棄居住權，遑論後來才搬入的住戶及租客。這個現象是導致後期爭議的最大癥結。
此一時期的抗爭主體是居民本身，但只凝聚了短期的居民抗爭，並沒有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團體。
八十年代的紛擾──民運團體的投入
民國八○年代，台北市政府執行了一連串的都市改革工程，陸續將「大安森林公園」、「十四、十五號公園」……等公園預定地上的違建聚落拆除。在當時引起很大的爭議，許多民運團體參與抗爭。
民國八十六年，台北市長陳水扁強制執行「十四、十五號公園」的違建拆除案後，緊接著就要進行寶藏巖第二次的拆遷作業。當時因「十四、十五號公園事件」（註一）凝聚的許多民運團體為了不讓事件重演，於是在寶藏巖舉辦了「台北市第一屆弱勢社區營造博覽會」，邀請台北市內情況類似的違建聚落代表及相關民運團體，共同討論公有地違建議題的解決方式。
後經民運團體的大力爭取，市長在民意的考量下，再度宣布暫緩拆遷作業。八十八年馬英九上任台北市長，開始委託「台大城鄉所」及「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評估將寶藏巖居民就地安置且就社區本身進行規劃的可行性。
經過長期的評估、協調、妥協，台北市文化局終於在民國九十年與民間持保存立場的民間團體達成共識，將寶藏巖全區劃為歷史聚落保存區。但與此同時，原主管機關──工務局卻以淹水為由，公告將拆除臨水區三十八戶住宅。台大城鄉所於是協同住戶代表與政府以「保障臨水區住戶居住權」為訴求作協調、抗議，但工務局依然在九十一年四月強制執行拆除。此舉不但彰顯了市政府本身的政策矛盾，也對社區景觀造成極大的破壞。因而引起相當大的批評。
當時參與抗爭的台大城鄉所及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在臨水區事件後，有鑒於社區居民對社區議題的關心度不高，且寶藏巖缺乏一個有組織的代表團體，因而協助成立「寶藏巖文化村協會」，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帶動居民對切身議題的關注。
此一時期因違建社區處理方式備受外界矚目，連帶影響寶藏巖議題逐漸被輿論、媒體所關注。許多相關團體因而投入，政府對此地的處理方式也愈發嚴謹。至此，寶藏巖議題正式提升到民間與政府共同研討制度與處理方式的層次。
九十年代──關鍵的衝突點
九十年代後政府在相關團體的督促下，採取一連串措施將寶藏巖的發展導向「歷史聚落」與「藝術村」一途。
九十三年寶藏嚴經「寶藏巖聚落歷史文化價值鑑定」會勘，成為全台第一個被登錄為歷史聚落的違建聚落。此後文化局委託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規劃「GAPP全球藝術行動者參與實驗計畫」（註二），吸引許多國外的藝術工作者進駐展演，接著OURs又依據「寶藏嚴歷史聚落設置藝術村計畫」開始試辦許多相關活動，包括九十五年時曾公開徵選六位藝術家駐村創作，並引進相關文化產業如具批判性的「合作社書店」、以吧台形式經營的小型咖啡店──「寶窩」，及電影、戲劇等相關藝文活動。
居民及建築物處置方案在九十四年底經台北市長核定「寶藏家園安置方案」後拍板定案。九十五年六月，政府正式展開寶藏巖共生聚落整建工程，並於四個月後完成中繼住宅的設置、歷史建築修整及數處危樓拆除、設置展演空間等第一階段工程。居民的安置方式則大略有三種選擇：第一，領取七十二萬的補償金，並搬離社區；第二，領取三十六萬的補償金，待兩年後修繕竣工可再搬回社區；第三，符合弱勢、原住戶等資格者可抽籤決定是否搬入中繼住宅，兩年後可重回原社區。
根據市政府的工程規劃，兩年後寶藏巖內部將包含「寶藏家園」、「藝術行動者駐村」、「青年會所（寶藏巖驛站）」、「生態環境學習基地」四大區塊。其中「寶藏家園」是在政府傳統的違建處理方式（提供承租、承購國宅、安置平宅、或發放房租津貼）外，規劃者秉持「就地安置」理念向政府爭取來的新選項，讓居民在工程完成後能遷回原住宅，但未來承租期限只有十二年。「藝術行動者駐村」則延續「設置藝術村」的理念，持續徵選藝術家及文化工作者入駐從事創作。「青年會所」承襲寶藏巖既有的驛站性質，提供一個空間給國際旅客及學生短期住宿，並規劃相關活動讓旅客與社區居民互動、體驗聚落生活，同時在社區內的居民也能投入旅館的經營，付出勞力以換取租金，達成社區自給自足、建構特色產業的目標。「生態環境學習基地」的宗旨則在規劃社區附近的溼地環境、設置小型氣象觀測站，以氣象資料調整社區建築及環境設置，並呈現居民經營有機農園、日常有機生活……等等，結合附近學校及學術單位，彰顯寶藏巖的生態特色。
然而在九十五年十月底，市政府舉辦「台北藏寶」系列活動向市民展現上述這些美好願景的同時，一股反對的力量正快速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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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年市府引進一批藝術家駐村創作後，這些藝術家又引進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創作者入駐附近空屋。這些人大多還是學生，在和居民相處幾個月後，他們開始對市政府的規劃案產生質疑，因而開始尋求社會學家、法律專員的協助，並在原駐村空屋設立據點，成立「寶藏巖公社」。
之後幾個月內公社積極與居民協商，召開記者會、發放新聞稿讓社會大眾注意到寶藏巖的議題，並以此表達他們對政府政策的不滿。
九十五年十月底，「台北藏寶」活動結束，藝術家駐村期滿而相繼搬離。寶藏巖公社則持續抗爭，致使原訂進行的初期工程受到阻礙，且時逢大選，整個計畫隨之暫緩。十二月，新任市長郝龍斌上任後不久即宣告將持續進行工程，並訂十二月二十二日全區斷水斷電。此時寶藏巖公社積極與居民進行協調，並提出行政訴訟，試圖阻擋二十二日的工程執行，但該訴訟卻遭法官駁回。二十二日當天上演了一場小型的對壘戲碼，數十名公社成員以鐵板將四十幾名員警及工程師阻擋在外，最後僅外部幾戶水電表被拆除。
此後公社與官方仍數度協商，但皆未達共識。居民大多已遷出或暫時安置於中繼住宅，社區內僅存不到五戶。一月三十日，數百名荷槍實彈的警力強行衝破薄弱的防線，闖入寶藏巖社區，並迅速將內部完全封鎖。電子、平面媒體事後均以大篇幅報導，寶藏巖爭議引起的衝突在整建前夕達到最高峰。
此一時期，在八十年代扮演運動者角色的OURs與台大城鄉所搖身一變成為官方委託的規劃者。取而代之的反對組織是在他們規劃過程中意外引入的一群學生團體，他們對政府的處置方式提出質疑，同時也向知識水平較低的居民解釋切身的權利問題。雙方在法規、實際做法的討論上不時有力道強勁的交鋒，但寶藏巖公社畢竟不是一個社運出身的組織，他的前身只是一群藝術家的聚合體，在缺乏凝聚力的情況下，終究難以成事。
結語
OURs的寶藏巖工作室在工程展開後，與官方合作關係期滿，重回民間團體的角色；寶藏巖公社則在失去據點後正式解散。政府與民間長達二十七年的角力過程，終於在九十六年一月三十日一場驚天動地的攻堅後，暫告結束。目前所有通往寶藏巖內部的通道皆已被封鎖，預計進行為期兩年的修繕工程。工程竣工後，寶藏巖將成為一個不同以往的綜合園區。
塵埃落定後，接下來且讓我們透過訪談的形式，以求更加了解他們的理念，並進一步分析寶藏巖議題。
註一：民國八十四年至八十六年間，因台北市政府預定將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所有違建聚落拆遷而引發居民、民間團體大規模抗爭。該違建聚落在八十六年時被強制拆除，居民遭全數驅離。
註二：註三：GAPP（Global Artivists Participation Project），寶藏巖全球藝術行動者參與計畫。引進藝術行動者，以藝術創作達到創造環境、民眾參與、公眾認同、改造環境意義與社會認同等目標。
關於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前言
一九八九年，一群普通的小老百姓，為了抗議當時不斷飆漲的房價，且希望能有個合理的住宅環境，因而發起「無殼蝸牛八二六夜宿忠孝東路」運動，號召上萬人並肩躺在台北市地價最高的忠孝東路上，共享一坪數百萬的土地。當時台大城鄉所的教授們有感於民間缺乏一股關懷都市改革議題的力量，因而籌組了「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十幾年來他們秉持著「社會改造，民間培力」(註一)的理想，以「參與式設計」(註二)的方式，受文建會、台北市都發局等組織的委託處理過無數社區營造、文化資產保存的案例。
二○○三年起，台北市文化局委託OURs進行《寶藏巖歷史聚落設置藝術村計畫委託規劃》的相關規劃，接連而來的還有二○○四年《2003GAPP藝術行動計畫》於寶藏巖地區的落實，以及二○○五年底一連串的「寶藏巖活聚落保存」相關活動。
在寶藏巖議題中OURs扮演著一個規劃者的角色。主要任務是在政府與居民間協調出一個最適切的方案，以達成「就地安置」、「文化保存」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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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三十日的大規模抗爭後，OURs中負責規劃寶藏巖的「寶藏巖工作室」與官方合作期滿，重回民間團體的立場。筆者在那之後的一個禮拜三晚上回到寶藏巖，發現中繼住宅正放著電影。詢問後才知道當晚有台大城鄉所和OURs舉辦的「家庭電影院」及「一人一菜」活動，每個禮拜三都邀請居民到中庭來一起吃頓飯、看場電影。以這樣的形式延續寶藏巖社區的鄰里關係。
為了讓讀者更加了解政府對寶藏巖的規劃方式及理念，筆者當場就安排了一次對OURs專員──林芳正先生的專談。
隔天傍晚筆者到中繼住宅赴約，才坐定，就有一位阿嬤走過來，操著閩南語和林先生談起生活近況，不久又跑來幾個當地的小朋友繞著他打轉，口裡喊著：「看電影的大哥哥，看電影的大哥哥」。當地居民和OURs的熟稔度於此可見一斑。
「我看我們還是換個地方吧？我覺得在這裡的話，會有蠻多人打斷我們的。」他笑說。
於是我們走到被封住的寶藏巖入口前，坐定，於昏暗的燈光下開始談起。
OURs與寶藏巖
談起OURs接觸寶藏巖的緣起，可追溯到民國八十四到八十六年間的十四、十五號公園拆遷爭議。八十六年十四、十五號公園上的違建拆遷後，當時參與抗爭的民間團體猜測台北市政府下一個要處理的違建聚落很可能就是寶藏巖，因而在當地召開了「台北市第一屆弱勢社區營造博覽會」，邀請台北市內許多情況相近的山坡地違建代表和眾多民運團體共同討論，究竟政府能不能採用較符合人性的方式來處理違建聚落。
長久以來，台北市政通常會以發展為前提，先發給居民補償金，隨後強制驅離。但這些居民大多是弱勢族群，他們的生活主要是依靠鄰里網絡和地緣關係，而這樣的條件是他們一但遷出就會斷絕的。因此民間團體在當時提出了一個「就地安置」的理念，希望在不妨礙發展工程的前提下，市政府能就近給這些居民一個空間，讓他們有相似的生活環境。但這樣的想法在當時並沒有被採納。
相同的精神被沿用到寶藏巖來，民間團體開始針對這點與政府協商。直到民國八十八年，馬英九當選台北市長後便委託台大城鄉所評估這個想法在寶藏巖的可行性。和城鄉所關係密切的OURs也因此投入寶藏巖的規劃工作。
「我覺得這是一個前提。」林芳正說：「一但我們以實現『就地安置』為目的開始進行規劃。那我們所做的決定勢必要經過與政府協商、妥協的過程。所以就這點而言，OURs的角色就不再是一個運動者了。」
台大城鄉所和OURs展開規劃後遇到了挺大的困難。首先就法規而言，這裡是一個公有地又是公園預定地。因此政府認為居民以違建聚落強佔公有地從頭到尾就是違法，且早在民國八十二年時就已發出每戶一百多萬的補償金，所以不可能讓他們再居住下去。居民的想法則是，他們雖然知道這是一個公有地，但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了很長一段時間，花費了許多精神來修繕生活環境，加上長期以來政府政策反反覆覆，從沒給過居民一個交代，因而不願遷出。至於身為一個規劃者，OURs除了要達到當初「就地安置」的目標，追求「文化保存」的願景外，他們還得顧慮到資源分配的問題，例如，若將同一塊公有地無限期的租給同一群人使用，這或許就會引起「圖利特定族群」的爭議。如何在三者間取得一個適切的平衡點是他們最大的難題。
隨後台大城鄉所開始和居民協調。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大部分居民都曾在八十二年領過一筆補償金，因而失去了留下的正當性。這筆補償金就現行法令是不能退的，即使真的要退，大部分居民也沒有能力退還。因此規劃者決定折衷，將寶藏巖規劃成類似國宅的形式，讓弱勢的居民能支付較低的費用住下來。雖然大部分居民對這樣的方法仍不甚滿意，但大略能達成共識。接下來就只剩留駐方式、費用、延續時間、後輩能不能繼承……等等細節的問題。
確立了方式之後，接下來的問題是該留下哪些人？OURs建議政府能夠以文化保存的角度將老弱者留下，其餘族群則以「活聚落」的角度鼓勵他們留下。針對族群去留的問題，OURs和政府展開了長期的拉鋸戰。從八十八年只有弱勢的原住戶可以留下，到九十年政府曾一度要將全案收回，再到九十二年OURs繼續規劃，最後九十五年定案的版本，只要是沒領過八十二年補償金，且尚未離開的原屋主都能夠留下，租客若符合弱勢條件也能留下。
關於這個過程，林芳正談道：「所以現在能讓這些族群留下來，其實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在法規內衝撞出來的結果。可是這樣的做法落實在社區上，會遇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我們所爭取的結果是，居民可以不要政府的津貼而選擇留下。接著就輪到居民自己選擇。但後來我們發現實際上有半數居民是選擇領了補償金離開的。而這也導致有人會質疑這是政府在拿錢騙居民搬遷。其實就現實的角度看來的確是這樣沒錯，不過若站在公平的立場來看，這筆錢本來就是要資助搬出社區的居民，所以我們也並不反對這樣的政策。」
寶藏巖藝術村規劃
二○○四年起，台北市政府在寶藏巖實施「藝術者行動者參與計畫(GAPP)」。以規劃未來的「寶藏巖全球行動藝棧」為目標，施行了一連串實驗性的藝術計畫，包括舉辦「寶藏巖地方誌影展」、引進「社區戲劇工作坊」表演、邀請世界各國藝術家與社區互動，並以藝術創作呈現寶藏巖的人文景觀、公開徵選藝術家駐村創作……等等，希望從藝術家與社區居民的實際互動中評估將來把寶藏巖規劃成「藝術村」的可行性。
然而這樣的做法卻遭人質疑。有人認為「藝術村」的規劃與寶藏巖本身的歷史脈絡無關，無法與寶藏巖的歷史價值與人文精神相連結，且駐村藝術家與居民間的互動不足，甚至常引起糾紛。於是，「為什麼非得將寶藏巖規劃為藝術村？」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關於這點，林芳正說：「其實OURs與城鄉所最初的構想是將寶藏巖規劃成一個『文化園區』，而非藝術村。一定要有所規劃的原因是，這是一個公有地的聚落保存，保存的資源來自政府，因此它勢必面臨未來將如何發展的問題。
「就規劃者的立場，我們當然不希望那是一個商業性或觀光性很高的場所。因為他原本是一個住宅區，我們不希望，也不可能讓他發展成一個非住宅性的地方。因而原本的規劃是將他發展成一個廣義的文化園區，可以引進一些獨居或弱勢的文化工作者與寶藏巖融合。比如說當時在汀州路上有許多長期修傘、修皮鞋的獨居老人。將他們集中到寶藏巖來，一方面寶藏巖內的居民大多經濟水平不高，傘壞了、皮鞋壞了，可以用較低廉的價格補修，再者，這些老人的年齡、文化背景也與社區內的居民類似，較容易融入社區的生活環境。
「但後來文化局長龍應台有更激進的想法。他認為可以把寶藏巖發展成一個『貧窮藝術村』，提供剛出社會的藝術家一個較廉價的空間做藝術創作。但這其中也有許多問題。首先社會大眾所認知的『藝術創作』還是相當崇高的，很難與寶藏巖這樣的地方聯想在一起，再者，民眾也相當不滿為何自己居住的地方要被喚作『貧窮』藝術村。
「不過我們始終不知道實際上會有什麼樣的狀況。所以後來決定『實驗性』的引進藝術家，讓居民先體驗看看。因為我們的想法是，既然這個地方未來勢必要走向『藝術村』或『文化園區』，那至少先讓居民有段體驗時間，知道什麼樣的藝術家是他們要的，哪些是他們不要的，方便他們在未來就既有經驗與政府協商。」
對後期的寶藏巖抗爭活動而言，藝術家駐村是個重要轉捩點。主要抗爭團體──「寶藏巖公社」中的成員大多與駐村藝術家關係密切。市政府原本對這些藝術家有很高的期待，希望能透過他們與居民的互動達成藝術村規劃的願景。但在一月三十日的衝突過後，卻有不少居民在電子、平面媒體的報導中表示：「那些藝術家本來就不是居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在做些什麼的」。這讓人不禁懷疑藝術家與居民間的互動關係究竟如何？
關於這個問題，林芳正答道：「其實長期以來，藝術家與居民的互動是有好有壞。我們所謂的良性互動，可能是他的創作過程沒有影響到居民的生活，而居民卻對這個藝術家留下不錯的印象。舉個例，當時我們在臨水區開闢了一個共同農園，希望讓社區內的居民自由耕種。但居民的參與度並不高。劉耀明與菊池宏子這一對攝影師在社區內短暫生活後發現有這樣的情形。為了讓更多的居民注意到這個菜園，他們開始請長期在當地拍攝紀錄片的學生帶著他們挨家挨戶的拜訪，邀請居民帶著自己最心愛的東西到菜園拍張照。由於他們拜訪的態度相當有禮貌，所以當時有挺多本來不大關心社區議題的居民來參與了這個計畫。
「照片拍好後，這對攝影師又挨家挨戶的將照片送給居民，並邀請他們帶著照片參加公共論壇，親自訴說自己的故事。這是照片唯一一次在公共場所發表，在那之後每戶居民都必須將照片展示在自家客廳，若想再觀賞照片就必須親自到居民的家裡拜訪。後來我們在許多居民的客廳發現這張照片，因而覺得相當難得，因為社區居民的生活空間其實大多是相當雜亂、擁擠的。所以我們認為這真的讓居民有被重視的感覺。一年後菊池宏子再回到社區來，我們發現大部分的居民居然都還記得她，這也讓我們相當驚訝。
「除此之外當然也有許多負面的例子。我覺得互動好壞的關鍵在於藝術家本身的角色認定，前面提到的攝影師認定自己是個藝術家，因此以謙卑有禮的態度邀請居民來共同創作，讓居民覺得自己備受尊重。但有些藝術家的創作理念則是將自己完全融入社區，以居民的邏輯生活。這樣的方式就很有可能造成藝術家與居民間的爭執。對藝術家而言，他既然將自己視為居民，那爭執對他而言也是很正常的事；但對居民來說，這些人在他們眼裡就是個藝術家，當這些藝術家的生活方式與居民有所衝突時，居民就會覺得這些藝術家的地位比他們高，而且誤以為文化局老是護著這些人。我覺得這也是後來公社進入社區後，部分居民排斥藝術家的一大原因。」
寶藏巖的未來展望
根據目前市政府所提出的規劃案，為期兩年的修繕工程完工後，寶藏巖內部將會包含供原住戶居住的「寶藏家園」、供藝術家入駐的「藝術行動者駐村」和提供外地背包族、學生短期住宿的「國際青年會所」及一部分的「營運空間」這四個區塊。可以想見未來寶藏巖勢必會逐步走上商業取向這條路。然而這樣的處理方式真的適當嗎？當初規劃者的考量為何？採商業方式經營，是否忽略了人與社區的互動關係，及寶藏巖本身的歷史價值？
林芳正答：「我們先撇開一些抽象的名詞不談。兩年後這裡的原住戶只剩下當初的一半，規劃者勢必要引入另一群人。問題在於，剩下的這一半應該引入什麼樣的人？前面提到過，很現實的，這是一個公有空間，究竟要如何發展他以平衡市政府的收支是個很大的問題。以市政府的立場，他們一直希望把這裡發展成一個觀光場所，甚至還曾打算引入統一集團來經營。
「但觀光化絕對不是我們規劃者想要的。當然我們不認為寶藏巖應該封閉，之前我們也曾引入汀州路上或公館商圈內一些獨立的、具批判性的文化資源，我們希望營造的是一個深度旅遊的形式。這是規劃者的價值觀。但或許居民的價值觀又是另一回事，比如說這些居民的第二代其實很希望住在發展過的地方。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才折衷作了這個規劃。其中青年會所將來是由居民來經營的，這樣居民也能夠以較輕鬆的勞動工作賺取房租。同時，有些非弱勢的租客也可以付較低廉的價錢留在這裡。
「但我得說這個規劃也未必會延續。最早的想法是原住戶保存一半的量，剩餘的引進文化工作者和背包族。但經過一月三十號的衝突之後，文化局也開始檢討，究竟引入藝術家是不是會有問題？如何讓更貼近這裡的人進來？以前的租客如果願意付較高的租金能不能回來？外面另有房子的人能不能回來？開始作諸多考量。我們現在與官方已經沒有合作關係，回歸到一個純粹的民間團體。目前所做的是盡量培植當地的『寶藏巖文化村協會』，讓他們有與政府協商的能力。這兩年是很重要的關鍵，我們希望文化局也能投入培植協會的工作，讓他們可以自行管理中繼住宅，甚至管理未來的寶藏家園或進一步經營青年旅館。」
採訪後記
OURs長期以來扮演著一個規劃者的角色。他們在認定「寶藏巖是一塊公有地」的前提下展開一連串實驗性的規劃與實踐，目的在於藉由這些活動找到官方與民間立場間的平衡點。過程中一定有瑕疵，然而以規劃者的立場而言，所有的不完美對居民來說都是未來與政府協商的籌碼。
「像剛剛說的，我們目前主要是扶植寶藏巖本身的協會擁有協商能力，因為總不可能永遠由我們來替他們發聲。當然未來我們還是會監督市政府的後續規劃，堅持我們最初的理念。」訪問完後我們走回中繼住宅，孩子們見了林先生便立刻圍了上去。
道了別，筆者緩步向外走去。
回頭看了一眼整修中的寶藏巖。隱約可見管線、建材散落在昔日居民泡茶聊天的位置。兩年後這裡會變成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然而究竟會有什麼新的改變？既有的人情、歷史價值與意義又能留下來多少呢？
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註一：透過法律、專業規劃來幫助民眾在既有的社會制度取得一個新的平衡點，並在行動過程中培植民間弱勢有自行組織動員、對外協商的能力。
註二：透過與社區居民的互動了解其實際需求，再加以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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