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個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在這個意義上，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兩極相對立，而是相輔相成，這兩種倫理合起來，構成了真正的人，一個能夠『受召喚以政治為志業』的人。」－－韋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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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禮拜，一個熱血青年對我說：「嘿，我們來當筆友吧」，我沒有想太多，然後信件開始在我的無名上往來。談了一些挺好玩的、可以拿來思考的東西，無聊的時候可以想想回信內容。上個禮拜回苗栗就在思考信裡提到有關左派的事，老實說左派右派的歷史和定義我一直搞不清楚。在金石堂閒晃的時候無意間駐足在「政治論述類」的書櫃前，瀏覽了一遍，沒有找到相關的書，最後挑了一本《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來讀。
至於原因。嘿，難道你不覺得學運是個很好玩的東西嗎？
那個年代，那些人，那些浪漫與迷離與沸騰的熱血，那些革命式地哭號。學運兩個字讓我聯想到這些。想多一點我或許會看見坦克，會看見乾凝在天安門前的血。
但那又是另一種澎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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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講台灣的學運世代。
將近二十年前，解嚴初期。時代青年們在大學校園裡籌組一個又一個的組織，進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對運動。最後在野百合運動時達到高潮。學生代表進入總統府面見李登輝，間接影響了時代性的政策走向。那是學運，一股眾志成城淹沒所有。《學運世代》裡談的是那個世代的年輕人日後的發展。我無法一一細數那些學運的象徵與實體價值，但從朦朧的一些段落裡確實能感受到某種暗流浮動的慷慨激昂。
這些人在那樣一個年代，搞了那麼多事，給了全國上下那麼大的衝擊。那些大學生。然後我發現自己離大學這件事居然已經那麼近了。最快三年後，最慢七年，我就要站在這群學運份子當年的立足點上，撇開時代因素不談，那時候的我有這樣的能力、這樣的涵養去籌組一個學運嗎？這實在是個很有趣的問題。總覺得實在沒理由輸給當年那群人的，所以想理解他們到底做過什麼、怎麼做的？於是計畫讀學運史及相關的論述，我想把自己充實成一個「有能力搞學運的人」，但並不一定真的要搞學運。那純粹是一種興趣。
講起這個我想提一下國中幹過的一件事。那時候新校長上任，校務會議裡總是校長、主任、老師決定校內一切事務，那一陣子廢了不少傳統活動，原因通常是「老師怕麻煩」或「某主任覺得不妥」。完全沒有學生插手的餘地。形式上辦了個傾聽學生意見的「幹部會議」，那些學弟妹們也頂多說說哪裡的水管壞了或哪裡的窗戶破了之類的雞毛蒜皮，完全切不進核心。我當班長那學期，忘了哪件事把我完全惹毛，當下就擬了一份聲明書，裡頭要求學校尊重學生主張，並成立一個學生自治組織。聲明擬完後給五十幾個關心這件事的同學簽名。幹部會議那天毎個主任都拿到了一份，接著全場看我和校長辯了三十分鐘，有一個往來我一直忘不了，校長說：「我們不是不尊重學生主張。是要各班導師再開班會的時候傾聽學生意見，然後在校務會議上傳達。」我聽了後不發一語，轉向學弟妹說：「校長告訴我們開班會是學校尊重學生主張的做法。現在我請問各位，這學期以來你班會課有拿來開班會而不是拿來考試的請舉手。」三十幾個班，舉手的兩個，「校長，這是你的學生自治。」然後校長沉默不語，我坐下。到現在都還覺得很爽。
那是一種樂趣，一種反抗不合理的傲氣。所以政治一直也是我的興趣之一。在我而言，興趣和志業的差別是，興趣是可做可不做的，純粹享受那種飽滿也是一種快樂，不久前文學也只是我的興趣，但現在他我視他為一種志業，志業是一輩子的事。是一種全然奉上的信仰與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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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學運世代的主導者，他們是以政治作為志業的一群人。二十年後的今天，學運世代正不斷掌權並步入權力核心。最具代表性的該屬羅文嘉、馬永成，當年分別是台大學生會的會長和副會長，畢業後擔任陳水扁的左右手。如今雙雙脫離陳水扁，羅文嘉以學運世代的批判精神反批民進黨，馬永成則國務機要費案纏身。其他當然還有許多，當年那些熱血的有志之士，如今散落在媒體、政治界。走過漫長的二十年，或許理想在現實間被迫折衷，但當年那些熱情是不可抹滅的。
那是我很想做的事，很有趣的人生。那天在巷口的麵店碰到吳敦義，一個人坐在角落吃著小吃，走的時候拎著一件外套俐落地走，老闆說：「他就住這附近而已，最近比較少來。可能忙吧。」新聞上正好播放著國民黨中常會的鏡頭。
好吧我很難描述我到底嚮往什麼。總之目前為止，我的目標一直定在台大政治。
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
